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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当时工厂内迁的主要目的地。历经千辛万苦后，最终从沿海地区内迁至那里的民营工厂有家，其中上海占家。

到达武汉后，当务之急是尽快复工。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武汉根本连一个适合建厂的地方都没有。原来，各地的内迁工厂一齐涌入武汉，使武汉的地皮顿时成为焦点。

1、无立锥之地的武汉

年9月27日成立的国家工矿调整委员会曾决定在武汉大规模征地，并于10月14日派林继庸到武汉寻找工业新基地。林继庸选中武昌城外的洪山与簸箕山附近的荒地，作为迁移工厂的立足之地，结果遭到地方势力的反对，使工厂厂址难以落实。

林继庸回忆说：

当时普遍认为武汉是比较安全的，因此成立了迁鄂工厂联合会，准备在武昌城外洪山、簸箕山一带建立一个工业区。当各厂与地主洽商买地时，不料每交涉一次，地价即高涨一倍，竞至无法成交。后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代表出面交涉，又因有人提出洪山是产红菜苔著名的地方，让厂家在那里办厂，简直助长工业打倒农业；更由于长春观道人侯永德煽动佃户荷锄执斧地反对，事情就拖下来了。

此外，武汉的客观条件所限，如电力严重不足，电压不合需求，也使大部分民营内迁工厂都无法立足。

余名钰见此情形，焦急万分，只得打报告给国民政府，请求协助解决。

而此时南京战事正吃紧，国民政府惊惶失措，无暇顾及这类事情。内迁者没想到迁抵武汉后会有如此遭遇，就天天去找工矿调整委员会交涉，但均无结果。也有些民营内迁工厂见武汉如此情景，干脆就不作停留，径直迁往别处以图复工。

据统计：

临时开工的各工厂总数约占当时内迁厂矿总数的1/3。按性质分类，各类开工工厂的情况，机器翻砂业为50%，电机电器及无线电为24.4%，纺织业为9.2%，其他各类工厂为15.3%。

复工的企业主要是一些生产条件较为简单的机器厂，设备较为复杂的化工厂，连一家复工的也没有。

很快，南京沦陷，武汉情势也日趋紧张，对那些内迁工厂来说，真是进退维谷。

2、迁往四川的缘起

此情被正在汉口养病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四川省主席刘湘知道，他热情邀请滞留在武汉的工厂前往四川建厂。

为此刘湘急电四川省派出大批人员飞抵武汉，向各内迁工厂介绍四川的情况，并表示将在运输、场地、电力、劳力、原材料、金融、捐税等方面给予优惠。

与此同时四川省政府采取了多项实际措施，如调拨船只艘，代为转运各厂器材；代办运输保险费，保险费为运输器材价值的20%，厂方仅支付4%，其余16%全由四川省政府支付：组织评价机构，公平核定地价，以便厂家以平价购买建厂土地；扩建重庆发电厂，增加发电量，以供各厂所需等。

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不放心，亲自前往四川进行考察。

颜耀秋和林继庸在年2月专门赴四川察看，先后跑了内江、自流井、成都、彭山、夹江等地，一圈跑下来，确实觉得四川物产富饶，尽管运输困难，但从长计议，还是以迁往四川为宜。

由是，不少工厂纷纷决定迁往四川。他们在重庆沙利文饭店举行了会议，具体商量迁川事宜，并决定筹建迁川工厂联合会。

为“适合战时需要”，年国民政府将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管辖，改名工矿调整处。3月22日，工矿调整处召集迁汉工厂开会，正式通知各厂做紧急准备。

可是多家上海民营内迁厂鉴于从上海迁到武汉的艰辛，对再次长途迁移失去了信心；有些厂商由于资金短缺，经营困难，已无力再迁，因此，有的出卖机器，如铸亚铁工厂将全部设备卖给了工矿调整处；有的返沪另谋出路；也有的干脆关门停业了。

这类工厂，据当时统计，有可炽、兴鸿昌、中国钢铁、汉兴、大昌、吴祥泰、公盛记、宝兴、三雄、新大等十家机器厂，昌明、中央电器、华昌、亚光等四家电器厂，肇新、炽昌新制胶、大中染料、大中华火柴、强华实业等五家化工厂，以及四明糖厂、华丰印刷厂、明艺针织厂、华成针织厂等四家工厂。

还有一些大厂则不得不接受他厂投资，以渡难关，还有大鑫钢铁厂也是这样。

这些民营工厂再迁时，能搭上轮船的很少，大部分都是雇用大帆船。如天原、天利两厂的余吨物资，就是用六艘帆船分两批装运的，顺昌铁工厂的余吨物资，用五艘帆船分三批装运，工商谊记橡胶厂的余吨物资，用六艘帆船分两批装运。在这漫长艰险的内迁路上，有一些民营工厂因半途沉船而使物资损失严重。

到年9月，不但上海及沿海地区迁抵武汉的民营工厂全部迁出武汉，而且武汉本地的工厂也开始了内迁。

3、为何工厂不愿再西迁？

武汉本地的民族企业家也像当初上海民营工厂内迁时一样，有各种想法。有些人认为日军已兵临城下，国将不国，何以家为，不论为国、为家着想，都应将工厂尽早内迁。有些人认为武汉虽然保不住，但是战争不会一直打下去，必有议和之日。

届时如我军胜，武汉自复为我有，且有成为首都的可能；如日军胜，则割地求和，最多割去上海、南京，甚至九江、芜湖等东南沿海地区，而武汉及西南地区则绝对不会割让。

有了这一荒谬想法，一些人认为武汉必然会成为保留相当的工业之地，作为将来发展的资本。

为此，他们决定待日军来时，把厂门一关回乡休息，等日军走后再回来重振旧业，根本不必徒劳拆迁。更为荒诞的是当时还有不少人竟然相信一个外国预言家在《未来世界》一书中所作的论断，说什么日军攻到武昌，必遭天灾人祸，大家尽可放心。

一些大厂对究竟是否内迁的争论亦十分激烈。

如裕华纱厂，在全体董事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搬迁时，部分人认为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军阀混战。如果是国家内战，屡起屡息，避过风头即可开工生产，而民族战争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如不西迁，则必资敌，实际上是助纣为虐。

而一部分年岁较大的董事则反对使企业遭折腾，认为无论什么战争，平息后决不会影响生产，况且四川不产原棉，交通又如此艰难，机件物资断难运入，与其乱迁，不如不动。

个别人甚至攻击一些主张迁川的四川籍董事，说他们主张迁川，是别有用心。实际上那些不愿迁的人心中有小算盘，因为当时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均已失陷，那里的纱厂或关或毁，市场上纱布紧缺，武汉各厂如抓紧生产，必然利市10倍。

尽管争论十分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战火却日益逼近武汉，要求立即内迁工厂的呼声逐渐占了上风。从6月中旬开始，武汉的各家纱厂开始动手拆迁。

4、不得不走的西迁

年8月5日，马当防线失守，武汉朝不保夕，国民政府下令各机关人员必须在五天内迁往重庆。

工矿调整处加紧了工厂的拆迁工作，颁布了武汉三镇工厂的拆迁选择标准：

（一）纺织厂类：国人经营之纱厂应全部拆迁。

（二）机器五金工厂类：资财在元以上规模较大者，应由其单独迁移。

（三）其他各项：生产价值在元以上者，应一律内迁。

与此同时，蒋介石手令武汉各纱厂限期拆迁，否则全部炸毁。

12日，敌机大肆轰炸武昌徐家棚、刘家庙一带，日军从三面进逼，武汉危在旦夕。

工矿调整处急忙联合政治部、交通部、武汉行营、卫戍司令部、武汉市政府、新生活运动促进员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赈济委员会等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强行拆迁留在武汉的工厂。

对于所有拆迁机件的员工，一律发给凭证，俾免征役。随同迁移之童工、女工及工人家属，赴陕西者由平汉路局一律准免车费。女工、童工的编组、率领及训练，由妇女指导委员会担任，内迁工人应需交通工具及沿途食宿，由工矿调整处与赈济委员会办理，内迁工厂所需之车辆由交通部平汉路车务处负责。

对于不迁的工人一律发给疏散费，每人20元，其8月份上半月工资一律以15天计算。各纱厂工人之救济费，则责成申新负担15万元、大成7万元、裕华14万元、复兴35万元，合计为71万元。

5、木船又是主力

从武汉再次内迁，主要是迁往四川，仍然是依靠水运。武汉至宜昌一段，很多工厂甚至用了千吨的轮船装运，但是从宜昌到重庆的这段水路，全长约公里，一共要经过10个县，76个险滩，正所渭“川江狭窄，水急难多”，轮船无法再用，无奈之下，惟有改搭民生公司的川江轮入川。

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后撤者势如潮涌，待运物资堆积如山，而江轮悉数被机关及军队征用，最终内迁工厂只好租用柏木船入川机器设备和物资经水路西运，宜昌至重庆的长江水道，滩多水急，上行要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

如船入巫峡，两岸峭壁，纤夫无法立足，只能候风满帆而行；有的急滩，以数百人拉纤，每小时也仅能前行数丈；遇到险难，水流过滩时落差太大，船行到这些地方容易失事翻船，先后有数十只船、上千吨物资在翻船事故中沉没。

就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经过努力，从宜昌至重庆先后用木船余只，将多吨民营工厂的机件西运重庆。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材料被抢运入川，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振兴和发展，支持持久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0月22日，工矿调整处的留汉人员分乘两只小火轮撤出武汉，武汉工厂的内迁宣告结束。

6、工人的奉献

在从武汉内迁时，各厂的工人发挥了巨大的力量，特别是上海民营内迁工厂的工人更是担当了主力军的任务，一些重要的工厂，几乎全由他们负责拆迁。如湖北谌家矾造纸厂，就由上海内迁的新中工程公司的工人拆运。

该厂建于清光绪年间，年被大水淹过一次，此后并未开工，只有一名看管员。年9月初，新中工程公司的30余名工人前往拆卸，该厂机器庞大，残缺不全，灰积草蔓，满目荒凉。这30余名工人齐心协力，就地取材制造木箱，拆运的机器部件，共达余吨。

当时暨济水电公司亦在拆迁，因其锅炉、电机过于沉重，到处寻求大木料作为吊杆。正在迁移谌家矾造纸的上海新中工程公司工人闻讯后，立即送上所需材料，救了暨济水电公司燃眉之急。后来谌家矾造纸厂的这套机器经辗转搬运，迁入四川，经过一番整修，在川西的造纸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汉冶萍公司的汉阳钢铁厂也是上海内迁工人拆迁的。在一个多月紧张奋战中，拆迁的工厂设备、材料约3万吨，重要设备件。担任拆迁主力军的上海华成电器厂工人先后拆下千瓦汽轮发电机一座及锅炉三座。特别是在拆卸深埋在水泥里的冷凝器时，华成电器厂工人表现了惊人的毅力。一个被称为“小胖子”的工人率领几名同伴硬是用铁镐挖开厚厚的水泥，完整地取出了冷凝器。

武汉工厂的内迁中，最艰苦的要算拆迁大冶各家厂矿。担任这一工作的，是上海内迁的铸亚铁工厂和华成电器厂的工人。他们将大冶利华、源华两煤矿的发动机、打风机、水泵、起重、运输工具等依次序先后拆卸。

其时日军前锋已逼近阳新，日军在大冶上空反复盘旋轰炸。工人们白天只能隐蔽起来，做些伪装工作，黄昏时把将装就之机件抬往河边，晚间再装船。机件安放在舱底，上盖煤，然后打开舱板，以迷惑敌机。

此外，上海内迁的工人还参加了武汉各家大纺织厂、福新面粉厂，湖北省官纱、官布、官麻局、白沙洲造纸厂、油厂、制冰厂、发电厂等大企业的拆迁。

上海内迁的工人为武汉地区的工厂拆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少人还为之流血牺牲。

从武汉迁往重庆的路上，上海内迁工人与武汉等地的内迁工人一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特别是从宜昌到重庆这段水路。国民政府无船可拨，各内迁民营工厂只得自行寻找木船。

在静水无风时，这些木船可日行百里，但在遇到险滩时，就需拉纤方能通过。由于船多纤夫少，因此内迁厂的工人都背起了纤绳。两岸的江石多年来被江水冲刷，变得分外尖利，工人们一不小心就把脚划得鲜血淋漓。

在许多危险的地段，两岸均是陡峭的山崖，简直难以立足，一只船往往需要一二百名工人拉纤。他们身背沉重纤绳，时爬时走，伛偻着腰，喊着短促的号子，合力向前。

顺利时每小时约可前进两丈，但更多的时候是寸步难行，甚至拉断纤绳。在过40公里长的巫峡时，由于两岸无容足之地，只得停船候风，往往要呆上五六天。

苏州实业社经理徐治在回忆迁川经历时说：

“栉风沐雨，跋涉艰难，当时情景非身历其境者何能言其崖略，及今思之犹憬然在目，愕然有余悸焉。”

7、不得不说的民生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民生公司在大批工厂迁往四川过程中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武汉沦陷后，作为工厂内迁中转站的宜昌危急，当时囤积在宜昌的军品器材、油料等有十几万吨，民营工厂的机件也为数不少，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公司得失，毅然把公司全部船舶投入抢运。

按照常规，滞留在宜昌的物资需要3年才能运完，此时离川江枯水期到来只剩40天，若逾期大船不能运行，其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卢作孚亲率精干人员，奔赴宜昌运筹督导，采取非常措施，经过抢运，终于在枯水期到来之前把滞留在宜昌的物资抢运完毕。

对于这次抢运，卢作孚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我们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或枉费一个钟点，每日清晨宜昌总会开出五艘、六艘、七艘轮船，下午总会有几艘轮船回来。当轮船快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船上舱口的盖子早已被揭开，舱门也早已打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船已靠近驳船。

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下货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拾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喊着号子。往来船只的汽笛，不断地鸣响，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团结抗战的交响曲。

在这次抢运中，民生公司总共有人牺牲，76人伤残，被敌机炸沉、炸伤轮船16艘，损失船舶吨。

据统计，到年底，民营工厂内迁家，由国民政府助迁者家。其中，钢铁工业二家，机械工业家，电器制造业41家，化学工业42家，纺织工业家，饮食品工业46家，教育用品工业81家，矿业8家，其他工业54家，迁移器材共计12万吨。

内迁地点主要集中在四川、湖南、陕西、广西、云南等省。而上海工厂再次内迁共有家，其中，四川家，占77.4%，广西17家，占12.4%，湖南9家，占6.6%，陕西1家，占0.7%，其他省份4家，占2.9%。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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